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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下放權力讓社區更好

發表時間:2020-03-23 點閱: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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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管中祥,Photo by Marco Oriolesi on Unsplash

 

最近幾年,有機會參與社區活動,不但感受動台灣在地社區豐沛的生命力,也看見社區工作面臨的現實與困境。

 

聽過不少社區領袖提起,社區組織的經費大多難以自給自足,仍得向政府申請補助,或執行政府計畫才能生存下去。雖然,政府會給予經費,但幾乎得自己先墊錢,核銷程序也非常麻煩,同一個案子碰到不同的承辦人員,規則又不一樣,等到拿到款項有時得到半年以後,口袋不夠深社區發展協會,根本撐不下去。有時政府要推動政策、拼業績,也會主動找上社區組織,這些業務未必是社區想作的,但為了和政府保持關係,希望多少能有經濟上的補助,還是會硬著頭皮接下來,雖然得到了經費,但卻反而讓自己陷入核銷的困境,甚至沒有氣力作自己想作的工作。

 

但,為什麼一定得依賴政府經費?

 

台灣大多數的社區組織或發展協會是以村、里為單位,區域規模較小,在地市場較不活絡,難以發展自給自足的運作系統,特別是鄉村人口大量外移,地方產業更為衰退,再加上社區人口老化,組織成員有限,亦無氣力向企業拉贊或尋求合作,更別說是要透過捐款維持運作,除非有許多熱心的志工或有力的頭人,社區組織的理想往往很難達成。

 

也因為這樣,台灣不少社區組織往往過度依賴政府而失去自己,甚至成了地方政府或派系的附庸。

 

健全且自主的社區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礎,不但能有進步的公民意識與公共參與,也能限制國家及市場的權力擴張。曾任印度央銀總裁、IMF首席經學家的拉古拉姆.拉詹便在其著作《第三支柱:在國家與市場外維繫社會穩定的第三股力量》中提到社區對民主社會的重要性,若有良好的社區組織,不但人民有較高的自主權,也因鄰里關係緊密,有助社會安全網的建立、協助社區弱勢者,同時還能促成不同文化群體間的多元包容,扼止民粹主義蔓延。

 

《第三支柱》考察了國家、市場及社區三大支住的消長關係,直指國家及市場權力的擴張,削弱了社區的能量,惟有讓這三根支柱恢復平衡,才能讓自由市場民主體制長治久安。

 

但,該怎麼作呢?

 

拉詹指出,國家可以制定法律透過權利,讓社區資源合理分配,政府應該幫助社區興建基礎建設,提升學校品質,以社區為基礎,為有需要的人提出適當的補助,但他也明白的告訴讀者:「國家是社區的助力,但也開始取代社區。如果無法監督公共資金的運用,政府官僚就會假借援助社區之名登堂入室。官僚主義傾向建立專業帝國,從而消減地方的控制,排擠社區參與,削弱社區的民主覺醒。」

 

這樣的提醒,某種程度呼應了台灣社區運動的窘境,過度依賴國家支援,卻導致社區組織成了國家體系的「打工仔」,逐步失去自主性,失去了原本存在的目的,甚至成了地方政治勢力的競逐之地。

 

理想的狀態是社區組織要能自給自足,但這是台灣是需要努力的目標,現實上政府仍須承擔起健全社區發展的責任,除了妥善分配資源,也得調整面對社區的心態及策略,除了改變「給錢」或「指派任務」的思維,更重要的是下放權力,讓社區有更多參與政策討論及政治決策的空間,例如,興辦各類事業前要廣納意見,讓在地充分討論並納入決策,或者,透過審議式民主機制讓社區參與地方政策及預算規畫。而社區組織也得謹記初衷,逐步尋求自主之道,並要了解,政府的經費來自於我們的稅金,取之於人民、用之於社區是理所當然,但在期待國家支持的同時,也得同步監督,並要求經費公開透明,都是能否讓社區健全發展的基本之道。

(本文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)